宋庆龄：风雨同舟的典范多党合作的先驱

宋庆龄的一生有许多光荣伟大的事迹，作为一名长期在党外工作的同志，她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。

为挽救民族危亡，力促国共合作

1935年8月1日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呼吁联合抗战的《八一宣言》，12月，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，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，宋庆龄的抗战思想也发生了变化。她在上海与何香凝、柳亚子、于右任、孙科等率先回应了 “八一宣言”，表示赞同瓦窑堡会议决议，并大力推动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此时蒋介石方面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，开始试探性地同共产党建立联系。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是通过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同中共中央直接接触。

1935年底，宋子文向宋庆龄转达蒋介石的嘱托，请她设法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希望与中共谈判、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信息。宋庆龄认为国难当头之时，蒋介石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，也符合历史潮流，更与共产党的《八一宣言》以及瓦窑堡会议精神是一致的，所以欣然同意，并与宋子文商议，决定请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友、当时仍以牧师身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前往陕北传递消息。

1936年1月，宋庆龄在寓所秘密约见了董健吾，并委托他前往陕北瓦窑堡，将一封密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。关于信函内容，宋庆龄则只字未提，她只是反复提醒，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。并对董说，此行将“益国非浅”，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。董健吾当即表示：“决不辜负夫人所托，天大的困难也会克服，坚决完成任务复命。”第二天，宋庆龄将一封密信、一包礼物（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）和一百元法币作为路费交给董健吾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为董办了一张由财政部任命其为“西北经济特派专员”的委任状，来保证他这一路畅通无阻。

这样，在宋庆龄的穿针引线之下，国共双方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，这就为双方高层进一步酝酿第二次合作，进行幕后谈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可以说，宋庆龄为国共合作抗日立下了头功。她的这种破冰之举完全是基于对国家前途、民族安危的考虑，以及对共产党的信任而做出的。正是这样，国共双方中断了将近10年的联系，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重新接通了。

主张并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

众所周知，蒋介石是宋庆龄的妹夫，早年曾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。然而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关系却不好，这是由于蒋介石对宋家小妹宋美龄的紧追不舍，宋庆龄曾发誓要保护她的妹妹，甚至放出狠话来说宁愿看到美龄死，也不希望她和蒋结婚。但是她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不仅如此，蒋介石还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，将屠刀对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，这直接导致宋庆龄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决裂。1927年4月22日，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、何香凝、陈友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等联名通电，严厉声讨蒋介石的叛徒行径。1927年7月，宋庆龄向世界宣告，从此不再参加国民党内的任何工作，并于9月愤然出国前往欧洲，以示与蒋介石政权势不两立。

基于宋庆龄与蒋介石的这种对立关系，西安事变发生后她采取了何种态度呢？从史实来看，宋庆龄是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。那么，宋庆龄为何能抛弃个人恩怨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点：首先是斯大林电报的影响。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宋庆龄曾在1932年前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，她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联系。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，斯大林很快致电宋庆龄，并让她将电报转给毛泽东。电报上说：“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，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‘土匪’，并会在全世界面前谴责中国共产党。”这份电报的口气虽然霸道，但在客观上确实有促进蒋介石获释的作用。当时如果不是释蒋而是杀蒋，势必引起一场内战，这样只会对日本有利。宋庆龄正是基于对这一严重后果的认识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，抛下了个人恩怨，愿意去西安劝张释蒋。其次是宋庆龄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科学分析。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国内局势波诡云谲，在何应钦等主张派军队围攻西安后而变得异常复杂。面对这种形势，宋庆龄在一份声明中作了科学而精辟的分析。她指出：张学良发动事变唯一的目的是“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，抵御日本的入侵”。如果对西安事变处理不好，就会导致一场“更大规模的内战”。这样不仅“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，同时也将给日本入侵提供便利。”这表明宋庆龄始终把握着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，从而主张和平解决，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这一主张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。

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忧民的勇士。勇士不一定非要上战场杀敌，能为大局作出科学判断、能让全体中国人联合起来，一致对外的智者也是勇士。

矢志不渝地促进多党合作

中共一大之后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东和广西考察了国民党及当地的革命运动，他向国共双方提出了合作的建议，孙中山也表示愿意。宋庆龄正是通过孙中山，认识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。

通过三年国共合作期间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、共事，宋庆龄逐步建立了对共产党的信任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面临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危机，当时宋庆龄在武汉向共产党明确表示：“我相信共产党，我还要看一看。”

宋庆龄之所以还要观察中国共产党，是因为她始终站在孙中山的立场，同时也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她曾到苏联和西欧去寻求革命的道路，并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。1931年回到中国后，她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政策，发表了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》，对国民党几近绝望。1936年西安事变后，为了大局，宋庆龄一方面主张释蒋，另一方面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1937年11月，宋庆龄发表了《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》，表明了她积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。

1938年6月，为了向世界募集救济中国抗战部队和平民的财物，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，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展救济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1945年12月，保卫中国同盟被重新命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宋庆龄通过基金会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非常大的物质援助。这充分表明，在国共之间，宋庆龄是支持共产党的。不仅如此，在1949年7月1日，宋庆龄还发表了《向中国共产党致敬》一文，为人民胜利的即将到来表示热情的欢呼，这标志着宋庆龄从内心深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49年8月底到9月初，宋庆龄迈出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最关键的一步。她接受了中共中央的邀请，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宋庆龄投身革命70余载，一直利用并发挥着自己身为党外人士的优势，为了国家存亡、民族复兴，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风雨同舟，最终为自己追求崇高理想的传奇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